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代表”，于外部法律关系上，原则上是一种概括的、不受限制的权限。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最显性、具有公示性的代表，法定代表人天然代表公司，其以法人名义所进行的职务或公务行为法律后果均由法人承受，是为《民法典》第61条所规定的代表制度。
但法定代表人仅仅是公司的代表机关，股东（大）会、董事会才是法人的意思形成机关，故法定代表人行为与公司行为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区别于自然人，公司作为人合性和资合性相结合的民事主体，其有着独特的意思表示方式。《公司法》通过法律规定结合章程的约定，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议事程序、票数和票权、不同事项的决议通过比例等事项进行了程序化的规定，只有满足上述程序的民主决策，才是代表公司意思的有效决议，因违反上述程序的决议可以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公司通过决议行为，将股东或董事的个人意思，集合并凝炼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的法人意思表示，自此，个别意义上的股东或董事的意思表示便失去了独立性。公司以决议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授权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对外执行，由此产生了代表制度和代理制度。有学者也认为，我国实行代理与代表的双轨制，但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皆为效果归属规范。因此，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等个人的意思表示，并不天然等于公司的意思表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更不必然等于由公司承受。《公司法》第16条确立了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之概括代表排除与公司决议填补规则，其核心内容是《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概括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也就是说，与相对人签订担保合同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公司担保决议”，才构成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所依据的合法授权，也是进一步探讨相对人信赖的基础。
当然，公司担保决议要件也并非绝对，《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即规定了无须公司决议的例外情形。与《九民纪要》相比，例外情形由四种减少为三种，分别是：（一）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二）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盖因第一项系专门经营保函或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担保系其日常业务，如要求每一次出具保函或担保均须决议将极大影响日常业务的效率；第二、三项的实质为公司百分之百控股股东或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已经具有绝对通过公司事项和决议的能力，事实上成为了有效决议行为的唯一决定人，故而不必苛求程序上的决议成为对外担保发生效力的要件。如在本期刊登的（2021）粤0191民初3357号案中，法院就认为赵燕与王利珍合计持有艾德兆盛公司股份达到98.75%，对艾德兆盛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故王利珍以艾德兆盛公司名义加入涉案债务，相对人帛彩公司有理由相信该行为代表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必然能形成公司决议，故无须再苛求帛彩公司审查艾德兆盛公司是否为此作出决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除上述例外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排除了法定代表人的概况代表权限，担保若需对公司发生效力，须经公司有权机关决议之填补，故在辨析公司对外担保的效果归属时，一方面要注意区分担保合同系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个人的意思表示还是经由决议形成的公司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内容是对公司担保的肯认还是其个人单独提供担保。如本期刊登的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10296号案中，，豪威尔塑胶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虽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但仅仅代表的是其个人，是以个人的意思表示签署了担保合同，而非以豪威尔塑胶公司股东的名义代表公司签署合同，故上述股东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构成其个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而不属于《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规定的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因而不能对公司发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