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某有限公司与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深圳律师整理如下：
对于可得利益的损失，应是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一方委托作出的审计意见，另一方未举示足以反驳其内容和结论的证据，且不对损失提出鉴定申请，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审计意见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法院可依据该审计意见确定可得利益的损失。
国丰公司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宝利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宝利公司停产期间的损失，是国丰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根据《采购合同》第四条约定，宝利公司应保证加工的铁水必须供给国丰公司，第十条约定的结算方式“买受人每两天向出卖人支付一次货款”，再结合铁水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购买原材料的行业特点以及双方此前存在的所谓“扶持”关系可知，国丰公司对宝利公司以国丰公司的回款维持生产是知悉的，如果国丰公司不支付货款超过一定的时间，势必引起宝利公司的停产。作为从事钢铁生产的专业公司，国丰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能够预见到这一结果。
关于《审计报告》能否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问题，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审计报告》系宝利公司于诉讼前单方委托作出，但国丰公司并未举示足以反驳其内容和结论的证据，且在原一审中明确提出不对损失提出鉴定申请，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审计报告》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原审判决将《审计报告》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并无不当。
索引：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与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最高法民再275号。